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

自序（摘錄）

　　聽說，人的思想求索之路，經歷了一番迢迢且曲折之後，總是又繞回到他的出發原點。這是否為真，我誠然不知，也但願不必如此，──太折騰了。但這兩年來我讀寫陳映真，似乎又泠泠然地旁證了這個「回歸」，且出乎意料地讓我感動於這個回歸的豐收。而原點，似乎也不再只是當初的原點。書名「求索」，當然指的是陳映真先生從1950年代以來在思想上、行動上、創作上的荊棘的、困頓的閃亮之路，但也未嘗不欲稍顯本書作者走上這條探索之路的戔戔微心。

　　一直到現在，我都不算是一個嗜讀小說（尤其是當代台灣小說）的讀者。但我清楚記得多年前，陳映真這個名，與以此名出之的小說，以一種我所不能理解的怪異力量，引出了二十出頭的我的那點微薄得可憐的熱情，以至於，他的每一本小說集的出版，我皆欲先睹，雖然閱讀的感覺並不能說是「為快」，但我還是頗不甚自解地熱心推薦給朋友。我現在書架上的幾本遠景版陳映真小說集，都是後來從舊書店補的，有的還是第二次補，早年的都一借不復返了。我還依稀記得那些朋友的青春面容，不知他們如今安在。

　　在少數讀過的台灣作家裡，青年的我也喜歡讀白先勇、黃春明還有王禎和。讀他們的小說，感覺比較「正常」，我的意思是，感覺就是在讀小說。白先勇的小說帶我到某個時空、看到某些人、聽到某些對話、窺見某些場景內幕與心理變幻，小說終卷，讀者我隨著作者佈下的落寞的彀，與自己的青春狀態不甚和諧地嗟吁於白駒南柯悲歡消息……。人說，「少不讀水滸」，我反對，若說，「少不讀先勇」還差可。後來我回想起來，白先勇的小說要進入到外省人讀者，是比較沒障礙，因為他所說的那些故事，是外省人（儘管是那時年輕如我沒有流離經驗的外省人）比較能感受得到的落花流水舊館新亭。而黃春明與王禎和，則把我從一種白氏的「江左」經驗，拽回到當日的現實感覺，讓我隨他們筆下的那些平凡到無法愁對「春去也」的真正小人物市民或農民，一同呼吸。好多年沒讀他們了，只記得王禎和的一篇描寫中山北路的旅行社的小說，在嬉笑怒罵中為小人物奉上些許尊嚴。還有黃春明的〈青蕃公的故事〉，內容我都忘了，只記得是一篇關於一個非常有智慧，仁慈兼可愛的蘭陽老農夫的故事。但我越是強迫回想，卻反而越是想起沈從文小說裡的那位湘西老船夫。這也許是由於一種泥土或是清水的嗅覺記憶，所讓我產生的聯想吧。

　　陳映真的小說自然也這裡或那裡包含了上述那些要素或感覺。陳映真的〈那麼衰老的眼淚〉（1961）可以說是白先勇「台北人」系列（首篇發表於1965）的原型作品，雖然是以不同的感受書寫，但都是描寫流亡外省人的衰老、追尋乃至一無所有的悲遇。至於陳映真和黃春明及王禎和的關係，那就更密切了；在70年代末的鄉土文學論戰中，他們一夥兒都被歸到「鄉土派」或「工農兵文學」一類中。但這些相同或相異，對年輕的我而言，並不重要，因為陳映真的小說的魅力是特別的，總是蘊藏著一把奇異的熱火與一根獨特的冰針。在他的小說裡，作者好像是一個神經緊繃著的蒙面騎士，總是在這裡那裡伏擊著讀者，讓你遇刺、讓你惶惑、讓你落淚，而且讀完了你並不輕鬆適然，並沒有得到什麼「美學的淨化效果」，但你仍然或更是被吸引。這個感覺應不是「回溯派歷史書寫」。二十多歲的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很難說清，但斷斷不是一個「左翼青年」。

　　一、見山又是山：陳映真與我們這一代

　　像我這般的陳映真讀者，還有非常非常多。戰後出生，60-70年代受大學教育，對青春對生命有些惶惑、對文學還有些興趣的青年，幾乎都有讀陳映真的經驗。那時候的青年「簡單」，沒有什麼左右、進步保守，以及統獨的對立，以及因這些對立而生的「世故」與，弔詭地，「更簡單」。對大多數的陳映真作品，我們是似懂非懂的，但總是被刺戟著、感動著的。但所感動的又基本上非關小說裡的具體思想內容，而是陳映真小說所經營出來的一種孤獨、睥睨、拒絕、纖細、病態，但又有一種強大的理想的感覺。我想，那是一種靈光，是這個特殊的靈光，吸引了很多不滿現實、心猶未死的青年，來到陳映真的文學世界，但莫知所以然。

　　80年代下半，我在美國唸書。這個時期有一個重要的出版事件，就是《人間》雜誌的出刊，我成為了這個雜誌的海外訂戶，每個月收到飄洋過海而來的雜誌，成為了我和故鄉的一個特別的定期聯繫。我喜歡這個雜誌，我認為這個雜誌所關心的以及所關心的方式，是我所認同的那個故鄉。有一回，我竟拿起筆來寫了封信給陳映真先生，表達了我對《人間》、對他們的敬意。雖然也有些盼望，但並沒有真地期待陳映真會回信。

　　對一個素昧平生的讀者的來信，陳映真的回覆是認真的、誠實的，而且是溫暖的，沒有一點點大作家怕粉絲纏身的那種高深感，更沒有任何「架子」。非但如此，還對素昧平生的我，直抒他對「台獨言論盈庭的今日台灣」下，知識份子「頭腦不清、奇譚怪論」的憤懣。信的末尾，陳映真說「如果你今暑能回台灣，請務必和我們聯絡。我一向不在學研方面生活，你若回來，當有很多以教我。我會烹茗以待」。啊，「烹茗以待」。

　　1988年暑假，我當真在一個大熱天的正午之前去拜訪陳映真去了。我心情是忐忑的，不只是因為要見的是陳映真，也是因為這不太是我會做的事情。在鬧烘烘的敦化南路的人間雜誌社見到了他。他正在忙，讓我先坐，不一會兒他工作停了下來，把轉椅轉過來朝向拘拘束束的我，禮貌但銳利地審視了我。我們聊了聊，陳映真帶我去吃飯，吃完飯，還換個地方請我喝咖啡。陳映真很自在隨和，趿著涼鞋，花格子襯衫，大號的頭散散的髮，和路過的店家招呼寒暄。但我不自在，我和他說他的小說，他笑笑不答腔。我說在美國的大陸人很物質主義，他嘆氣。我問他，馬克思主義怎麼看民族主義，他顯然也不想回答。我那時有些沮喪，但陳映真卻還是自自在在地鼓勵我，希望我盡量寫，什麼都可以寫，可以投到《人間》雜誌來。他也問了我一些問題，但我只記得他問的一個奇特的問題，就是我在家裡是不是最小的。多年後回想起來，陳映真對我的這些表態或問題，他還能說什麼又怎麼說呢？關於社會主義理想的問題，他所有要說的話，不都已經在〈山路〉系列中說了嗎？關於馬克思主義與民族主義，他難道要從頭和我說起一個他想了幾十年的第三世界觀點與中國革命歷程嗎？他大概心裡是這麼感覺我的：這又是一個美國所訓練出來的西方左派呀。他看到我這個「同志」，大概也還是只有繼續他的孤獨感吧。

　　我仍然還是敬重陳映真，但是我沒有往《人間》投稿，反而是往當時還是自由包容派的《當代》投。就事論事，這似乎是很多機緣湊巧所致，談不上什麼策略性、政治性的選擇。但是，展開時間的卷軸來看的話，這些「選擇」似乎也不都是意外的，因為作為一個「西方新左」的我，對民族主義有一個幾乎完全沒有保留、沒有彈性的教條反對。現在回想起來，那是一個指導思想與學術的「政治正確」，但那時候，連那可能是「政治正確」的念頭都沒閃過，因為一意孤信那就是「對的」。於是，要讓自己「一致」，就必須既反台獨族群民族主義也反「中國民族主義」，而這裡是沒有也不需要有一個歷史的、第三世界的視野，來看中國的近現代史。這個追求「一致」的慾望，戕害了學術也戕害了思想。而此時陳映真的非常鮮明的統派立場，就自然讓我，還有我的朋友們，對他是敬而遠之了，不，有時也甚至是不敬了。因為我們既以為自己是「新左」、「文化左派」，甚或「都後現代」了，那當然是把這個自我理解建立在把陳映真等一干統派人等，當作墊在我們下面的「老左」了。

　　因此，島內的「新左」自1990年代始，如非更早，就等於實質把陳映真給遺忘了，好讓「左」由我們開始或由我們全包。在歷史遺忘中，我們自以為義地為台灣的「市民社會」、「公共領域」、「公民社會」，或邊緣的「新」社會運動提供論述。從社運的地方我們一下子接上了全球地景，成為不自覺的全球化論述下的「國際主義者」。現在想起來，這是一場大致上被「政治正確」所設定的遊戲，在我們展開對台獨民粹主義的批判論述之同時，我們亟力想要撇清的是我們與「統派」、與「中國」的關係，而陳映真正好是這個「政治不正確」的標誌人物。他被獨派視為「統派中國作家」，而因為前二者（「統派」與「中國」）的緣故，最後連他作為台灣當代文學的作家身份，都順道否認了。這大概是上世紀80年代末起將近二十年間，陳映真在台灣的真實處境罷。那時期的陳映真中斷了他的文學創作，他有一種深深的急迫感，看到學術界終將無人關心他的問題，於是捲起袖子自己幹，出版了六卷本的「人間台灣政治經濟叢刊」，辦各式各樣的文化活動與研討會，涉及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六四」、與「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等重要議題。此外，還與台獨文化人展開一波波的耗費性辯論。說實在的，我那時對這些議題都沒感到過油然的興趣，我兀自沈湎於自己認為有意義的「現實」戰鬥之中，而彼等皆屬「過去」之事。因為這個緣故，我記得連陳映真在1999年發表的十二年間的第一篇作品〈歸鄉〉、之後的〈夜霧〉（2000），以及〈忠孝公園〉（2001），我都只有快速讀完了事，且無動於衷，完全失卻了我青年時期對陳映真的感覺，因為我覺得他的這些小說說的都是「過去」之事，雖然好多年以後（唉，也就是這兩年）我發現它們不是，但我那時只能讀成那樣。